嗑瓜子的習俗在明代已經流行，在清代民國愈演愈烈，現在已經成爲家庭聚會的必備零食之一，現在市面上多是葵花籽和西瓜子，那麼明代人民最常見的瓜子是什麼？下面本站小編帶來介紹。
正確答案：西瓜子
解析：晚清之前，“瓜子”主要是西瓜子，晚清以來南瓜子開始流行，民國時期葵花子又異軍突起，最終確定了三足鼎立的局面。
北宋初年，《太平寰宇記》中第一次出現了幽州土產“瓜子”;
元代的《王禎農書》記載道，“(西瓜)其子爆幹取仁，用薦茶易得”;
到了晚明，嗑瓜子登上大雅之堂，成了皇家活動，明神宗“好用鮮西瓜種微加鹽焙用之”;
清代初年，瓜子的街頭地位已經堪比今天的奶茶，孔尚任的《節序同風錄》中就有“炒西瓜子裝衣袖，隨路取嚼曰嗑牙兒”。19世紀中葉來華的法國傳教士古伯察甚至在《中華帝國紀行》中說，“你就是到了最荒涼的地區，也不用擔心買不到西瓜子。”
至於葵花籽大量取代西瓜籽，就是民國之後的事了。 問題來了。現在的西瓜要麼“小籽”、要麼無籽，那麼大板瓜子又是從何而來?這還要歸功於農業育種。爲了獲得更大更飽滿的瓜子，在農人的引導下，西瓜走上了分化之路：一些愈發爽脆甘甜，另一些則始終綿軟寡淡，瓜瓤被種子搶盡風頭，連名字也從“西瓜”變成了“籽瓜”。 清朝光緒年間，籽瓜頻繁出現在全國各地的鄉土志中，得到的描述也大同小異，“味淡”、“瓤不堪食”、“子大而多”、“專取其子”……由於一切爲種子服務，籽瓜瓤的口感和味道完全無法與水果店裏的嫡親們相比，但綿軟清淡的特性也讓它成爲了另一種風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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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人精於飲食，喜食瓜子，可能源於節儉的理念，而後逐漸深入到飲食文化層面，成了一種習俗。嗑瓜子的習俗大概最早興於北方，這不單是因爲嗑瓜子的記載主要發現於北方的歷史文獻中，更爲客觀的原因是北方冬季寒冷而漫長，農閒時大家整天呆在家中避寒——形象地說法叫“貓冬”，消磨時間的主要方式就是嗑瓜子聊天。嗑瓜子的習俗就這樣蔓延開來。
就筆者所見，北宋初年成書的《太平寰宇記》在歷史上第一次記載了“瓜子”(卷六十九《河北道十八·幽州》)。之後,吳越廣爲流傳的《歲時歌》則記載了“嗑瓜子”的習俗：“正月嗑瓜子，二月放鷂子，三月種地下秧子，四月上墳燒錠子……”“嗑瓜子”何以位列諸事之首，中國人喜食瓜子的傳統始於何時?此事尚不可知，但確定的是，明清時已經非常流行了。
康熙年間文昭的《紫幢軒詩集》中有詩《年夜》：“側側春寒輕似水，紅燈滿院揺階所，漏深車馬各還家，通夜沿街賣瓜子。”乾隆年間潘榮陛的《帝京歲時紀勝》也記載了北京的元旦：“賣瓜子解悶聲，賣江米白酒擊冰盞聲……與爆竹之聲，相爲上下，良可聽也”，“乾隆帝在新年之際，在園(圓明園)內設有買賣街，依照市井商肆形式，設有古玩店、估衣店、酒肆、茶肆等，甚至連攜小籃賣瓜子的都有”。
文學作品根植於現實。紅樓夢》、《孽海花》等明清小說中都有賣瓜子、嗑瓜子的情節。
萬曆年間興起於民間的時調小曲《掛枝兒》有《贈瓜子》一曲：“瓜仁兒本不是個希奇貨，汗巾兒包裹了送與我親哥。一個個都在我舌尖上過。禮輕人意重，好物不須多。多拜上我親哥也，休要忘了我。”馮夢龍點評：“首句舊雲‘瓜仁兒本是個清奇貨’，甚無謂，且與禮輕意重不合。今雲‘本不是個希奇貨’，妙甚。”清中前期“錦州海口稅務情形每年全以瓜子爲要，系海船載往江浙、福建各省發賣，其稅銀每年約有一萬兩或一萬數千兩，或竟至二萬兩不等”，到了清末，“瓜子，歲獲約一萬五千餘斤，除土人用營銷潦河口漢口無大宗”，可見瓜子消費量不可小覷。
民國時期豐子愷先生花大篇幅敘述了中國人嗑瓜子的習俗，他認爲國人吃瓜子的技術最進步、最發達，“在酒席上，茶樓上，我看見了無數咬瓜子的聖手。近來瓜子大王暢銷，我國的小孩子也都學會了咬瓜子的絕技”。豐子愷先生最痛恨用嗑瓜子來“消磨歲月”，把嗑瓜子當成國民劣根性的一種進行批判，他說，“除了抽鴉片之外，沒有比吃瓜子更好的方法了，其所以最有效者，爲了它具備三個條件：一、吃不厭，二、吃不飽，三、要剝殼”。
當代作家權延赤的紀實文學《餐桌旁的領袖們》還提到“毛澤東喜歡吃黑瓜子(西瓜子)，劉少奇喜歡吃葵花子，高崗是不管黑的白的，能吃的就往嘴裏放……天天夜裏開會，毛澤東(瓜子皮)建一座‘寶塔山’，劉少奇堆成‘蒙古包’，高崗有時一簸箕都裝不下，要分兩次裝”。
總之，無論是帝王將相、文人墨客，還是平民百姓，無論男女老少，都喜食瓜子。明代以降嗑瓜子已經成了中國人的生活習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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