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少人有這樣的常識或經驗。開一部動力性能甚好的車，車速常在不經意間超出限速範圍，挨罰單成爲家常便飯。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當然與司機的交通法規意識淡漠有關，但主要還應歸因於車的高速性能與道路的低通行力之間的矛盾。細數我國現階段肝癌臨牀，也存在着諸多類似的技術與現實之間的矛盾，並以其爲重要特點。
一、肝葉(段)切除的水平越來越高，而需要者卻日漸減少
伴隨着臨牀經驗的積累、設備平臺的提升以及診斷、麻醉、重症救治水平的提高，外科醫師實施肝葉(段)切除的能力己近於“出神入化”。這項技術己不存在技術上的禁區，也不再是少數醫院和少數醫師擁有的“專利”。而與此相對應的是，我國需要切除的肝癌數量卻日益減少，主要歸因於：①認識到肝葉(段)切除這一大創傷治療手段可導致明顯的肝功能損害，及其與預後的密切關係，選擇這一手段更加慎重;②隨着肝癌早期診斷水平的提高，小肝癌的比例越來越大。由於射頻消融等微創技術治療小肝癌的遠期療效堪與肝葉(段)切除相媲美，選擇微創治療者越來越多;③一些早期肝癌患者，如肝硬化重，肝功能差，應首選肝移植，以求“兩全其美”之效，這又擠佔了肝葉(段)切除的一些“位置”;④我國近20年採取了一系列預防病毒性肝炎傳播的措施，成效日顯，從源頭上降低了肝癌的發病率。
二、肝移植的技術越來越成熟，而施展空間卻日漸侷促
我國肝移植己發展了十餘年，可謂碩果累累，最主要的當屬技術日臻完善，經驗日益豐富，手術死亡率己降低到了令人欣喜的水平，似乎可以說，我國大規模地開展肝移植的時機己基本成熟。而與此相對應的是，我國肝移植的供受體數量有明顯減少，開展肝移植的空間越發侷促。一方面，由於對肝移植治療肝癌的適應證的認識日趨科學和理性，一些較晚期的肝癌則被排到了肝移植的隊列之外;另一方面，局部治療與肝移植的適應證基本相同，前者似應大於後者，顯而易見的微創、費用優勢，加之日漸明顯的確定療效，使得射頻消融等局部治療大大“擠佔”了肝移植的開展空間;還有，政府對器官捐獻的管理工作日趨規範，民衆的器官捐獻意識又遠未成熟，導致我國肝移植的供體有明顯的減少。
三、治療肝癌的手段越來越多，而綜合應用水平卻有待提升
我國現階段，肝癌患者常有這樣的境遇。在同一天上午去同一個醫院看四位專家的門診，雖然四個診室只有咫尺之遙，可能得到四種截然不同的治療方案。介入科醫師推薦介入栓塞治療，外科教授建議行肝癌切除術，擅長局部治療的專家首選射頻消融治療，而移植醫師則視肝移植爲最優方案。
從理論上講，對於一個體患者，最優的治療方案應該只有一種。但是，醫學的發展導致學科門類細分，醫師在專業上各有側重，在技術各有特長，受制於認識水平的不足和視角的侷限，加之他們對各自專業更加熟悉，更加信賴，出現上述“王婆賣爪，自賣自誇”的景象就不足爲奇了。
這種“治肝癌跟着醫師專業走”的非理性狀態常令患者茫然，無所適從，甚至蒙受損失和犧牲。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，至爲重要的當是普及應用科學和先進的肝癌治療理念，用統一的思想去規範臨牀實踐，提高肝癌的綜合治療水平。
四、技術上的爭鳴愈演愈烈，而對影響預後的非技術性因素的重視不足
肝癌的療效當然與治療技術有密切關係，但這決不是惟一的因素，似乎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。肝癌的療效與其病理分期、大小密切相關。一般而言，小肝癌幾乎是“怎麼治怎麼好”，並可通過微創治療手段獲得堪與肝切除和肝移植相媲美的療效，避免手術治療的高風險和高費用;如獲正確治療，小肝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可望在90%以上，不少可以長期存活。而中晚期者卻相反，癌周靜脈浸潤區的擴大、門靜脈癌栓的形成、肝內外的轉移等情況限制着各治療手段的應用，常令醫師束手無措。
可見，早期診斷似乎是肝癌患者獲得滿意療效的更重要環節。遺憾的是，近20多年來，我國肝癌早期診斷的公衆意識並沒有明顯的提升，篩查手段也沒有實質性的突破。這與技術層面上愈演愈烈的“華山論劍”形成了鮮明的對比。
總之，由於近10年來技術水平的大幅度提升，技術與現實之間的碰撞己成爲我國現階段肝癌臨牀的重要特點。與其相對應的是，理念平臺的提升己成爲了亟待加強的薄弱環節。對於治肝癌，技術的進步無疑是好事，但決不是最重要的事，用科學和先進的理念指導實踐似乎更爲重要。技術正如車性，是非理性的;理念猶如司機的交通法規意識，是理性的。缺乏理性駕馭的快車，就像是脫繮的奔馬，是危險的。理念和技術的和諧，纔是我們追求的目標。
